阿德勒真实故事 弗洛伊德是犹太人吗

吴勇立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所著的《自卑与超越》是一部划时代的心理学经典名著，在其问世后不久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被迻译为汉语，到了八十年代随着国门的打开再次迎来了译介的高峰。那时随着国门的打开，人们如饥似渴地拥抱一切能够接触到的西方理论和文艺作品，在现代心理学界，精神分析学说和个体心理学以其天才的独创性在国人之中产生了广泛、深入而持久的轰动效应，它们的创立者弗洛伊德、阿德勒传奇的一生，以及两人之间聚讼不休的恩恩怨怨同样成为人们的热议话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自卑与超越》在市场上红红火火地大卖特卖，汉译本就出版了不下二十种之多。

2019年是弗洛伊德去世八十周年，2020年是阿德勒诞生150周年，上海大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选择了这样的时候再度翻译出版了《自卑与超越》，虽不足以重新掀起一场心理学的热潮，但在曾经沧海的中年读者心中却能够激起一阵峥嵘岁月的波澜，激情退去，我们总不免再度回到那个问题：两位心理学大师何以产生如此天差地远的分歧乃至闹到水火不容的境地？精神分析学和个体心理学各擅胜场，难分轩轾。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探索更为精深奥妙，在整个20世纪直至今天对全世界现代文艺创作思潮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一点是个体心理学所望尘莫及的，个体心理学侧重的是培养个体对于共同体文化的归属感，着眼于社会教育工程的革故鼎新，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也更激动人心。至于这两位不世出的现代心理学巨匠怎么会从相知相得的战友转变为成势不两立的仇敌，从他们在世之日到今天一直不乏研究者，学界最常见的研究角度通常有三个：首先是性格问题，两个人都有心高气傲不服输的个性特点，加上出众的才智，都有充当领袖群伦，成为一代学界宗师的勃勃雄心，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两人共同的好朋友大才女露·莎乐美透露说，弗洛伊德的性格锋芒毕露，与那些不承认他的学说，或者不肯服从他的人向来极难相处。阿德勒恰恰也是个性刚硬、脾气耿直、不懂得什么叫逊让或妥协的人。这样看来，两位大师之间擦枪走火就是迟早必然的事情，不过性格问题只能说是激化他们之间矛盾的催化剂，而不足以构成他们之间最根本的分歧。

依阿德勒之见，所有神经症的产生都是源自于自卑感，换句话说，就是追求优越感行动的失败。而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人优秀不优秀其实是取决于整个社会对他的承认程度和总体评价，社会共同体拒绝承认一个人的优越才是导致一个人自卑的真正缘由；更具体地说，一个不能正常地进行社会交往，不能与他人形成良性合作的个人，是非常容易采取一种躲避社会责任的态度，进而在内心自我封闭地营建起一种自己绝对正确、无比优越的错觉，这才是自卑人格最为可怕的地方。因此医疗神经症患者的心病，其要诀就在于纠治病人不恰当的追求优越感的想法，或者更准确地说，纠正病人对生活意义的错误认知和错误的生活行为方式，在这整个过程中性爱、欲望、生理冲动都没有多少戏份，再到后来，阿德勒干脆把这些受到弗洛伊德高度重视的原始冲动欲望的因素全部忽略不计了。阿德勒对精神分析学说所怀的异心弗洛伊德不可能觉察不到，但他并没有立刻将自己的不满溢于言表，毕竟人才难得，因此还是对阿德勒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克制，一方面在学术上他保持着求同存异的态度，把阿德勒学说里的“攻击机制”、“防御机制”等概念融汇进了对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另一方面又大打感情牌，愿意把精神分析学会维也纳分会的领导职务让给阿德勒，希望能够借此挽留住他。但是阿德勒依旧不能满足，这些年经过对神经症患者的详细考察，他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性经历和性幻想都根源于性，而只能用他的自卑感造就的“防御机制”以及“男性抗议”等理论做出合理的解释和有效的治疗。同时他又深知，弗洛伊德一定会坚持维护性欲论是精神分析说中的精髓所在，这一点绝对不容质疑。权衡再三，他不得不全盘抛弃弗洛伊德领导下的团队，并另立山头，重新开辟学术阵地。尽管弗洛伊德一再退让，还是没有阻挡住1911年阿德勒正式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决定。弗、阿二人的学术观点之争，不是纯粹的意气用事，从一开始他们的人生观选择就是不同的方向。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弗洛伊德就是一个反传统的形象，他的全部学说以性作为一切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最终研究出的结果就是“人是被欲望所驱使的，智慧是满足欲望的手段，而道德则限制了人不分场合地达成欲望。但归根结底，欲望是一切行动的根本原因。”可见，他的理论从里到外到充满了离经叛道的色彩。事实上，弗洛伊德也的确是瞄准并搭上了哲学思想从近代向现代转变的一趟顺风快车，这趟快车是对传统精神的背道而驰，直接表现为“人的觉醒”，即一切都从人的情感、意志和需要出发，古代和中世纪以来最为宝贵的东西都被很激进地抛弃了。所以，当弗洛伊德推出那些看似惊世骇俗的理论出来之时，欧洲社会只是表现出短暂的不适应，和惯性式的排异现象；然而启蒙三百年来，外在化和索取的态度对待世界的方式在欧洲落地生根已久，并形成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因此不用多久人们就放下了狐疑的态度，开始全面地拥抱精神分析学，并把它视为一门伟大的新科学，欣欣然地将之接引进了大雅之堂。但他们无法回答这样一个困难的问题：“人的高贵性到哪里去了？”精神分析学说过于强调了人的非理性因素、无意识和性冲动对人的影响，简言之就是把人降格为只受欲望和原始本能支配的动物，其他教化因素、崇高力量的指引等都只字不提。在传统观念看来：人拥有动物的生理需要确实不假，但人又不只有动物性。《圣经·旧约》上说：“耶和华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人”。可是人们又都知道，上帝是没有形象的，何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这里的意思其实说，人作为低配版的神，是分有神性的，人应当追求属于神的那份高贵和清明，努力达成世界的美好和完满。但是弗洛伊德置这样的传统精神于完全不顾，而且越到晚年越是固执地强化这种非理性决定论，在他的晚期著作《自我与本我》里，他把自我比作驭手，无意识比作了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书中写道：“骑者不愿与马分开，他往往没有办法左右马的前进方向，同理自我也不得不把本我的意志付诸实施，好像本我的意志就是自我的意志一样。”弗洛伊德的这个比喻让奥地利小说家穆齐尔联想到了希腊神话“牛背上的欧罗巴”。作为万神之王的宙斯，虽然极其好色，但还是有尺度有敬畏的，不敢没有底限、无休无止地造次，美丽的欧罗巴受过一阵惊吓之后也就平安无事了；可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最终只是被原始冲动和欲望所宰制，极端非理性的行事方式就好比盲人瞎马的横冲直撞，必定会把整个世界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阿德勒的政治思想是偏向社会主义的，这也许可以追溯到他在年幼的时候跟许多来自底层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嬉闹、摸爬滚打的经历。后来在他的回忆里，大量记录了他小时候跟孩子们一起闯过的祸和玩过的恶作剧，也许这个时候他已经充分体会到团队合作所带来的乐趣。四岁的时候一场肺炎使他与死神擦肩而过，更使下定决心长大了当一名医生去帮助更多有过跟自己类似经历的人，我们可以在《自卑与超越》这本书里面多次看到这一思想的表达。大学毕业之后，在医院实习期间，阿德勒的授业恩师、著名的内科医生赫尔曼·诺特纳格尔多次跟他说过：“如果您想成为一名好医生，您首先必须做一个仁人君子。”阿德勒把老师的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上。老师给他留下的重要教导还有：“身为医者，您必须把病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不是一个局部的器官，也不是一个局部的病灶……医者对于病人的情感影响是不能不考虑的。”一方面是社会大局观念，对穷人怀着深切的同情和慈悲之心，阿德勒甚至常常走街串巷为穷人义诊；另一方面是方法论上的考究：从整体看局部，从他人看自己，也就是说，他的世界观格局一开始就是向着他者和社会共同体开放的。相比之下，精神分析学一头空降到主体内心世界中去，对外部世界和他人完全割裂，在睿智的阿德勒看来，局限在个体事物的内部看个体事物，根本无法了解个体事物的真正内涵，这种操作得出的结论在科学上未足采信，而这样的行事方式造成的后果必然是自己与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绝对隔离，造成人的生存境况的碎片化和原子化，因而是必须予以克服的，卡夫卡笔下竭力挣扎、极端撕裂的人物形象不就是对这种困境最直观的文学表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