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后的暑假一定要做的七件事 距离高考80天写给高考后的自己

走出高考的考场，人生的大考才刚刚开始，等待我们的往往是一个接一个选择。无论你是即将成为“过来人”，还是已经成为“过来人”多年，一份更早“过来人”的分享或许听听也无妨。我们借此专访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和他聊了聊阅读和爱情这两件美好的事。对很多读者而言，这个名字并不陌生。2017年6月，他在网络节目“一席”中发表了题为“在单身的黄金年代，我们如何面对爱情”的演讲，引发热议。自此，梁永安的爱情课成为许多年轻读者的慰藉，也由此开启了他与青年群体的广泛对话之路。近日，这些分享被整理成书出版，《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梁永安的爱情课》陆续与读者见面。采访中，梁永安说他从不觉得自己是青年的导师，而是在与青年同行，去尝试拼出一幅更丰富的地图。在书籍之外，未竟的对话依然在继续。就高考而言，梁永安确实是位同行者。1970年代，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还拿到了当年云南省高考语文单科的最高分，今天听来，颇有几分“学霸”的意味。不过，在谈起高考经历时，他坦言自己也经历过考场上差点答不完试卷的惊险一刻。面对进入大学后的落差，他也曾反思该如何完成自我定位，重新出发。走出应试教育的束缚后，我们又该如何打开自我生命的存在方式，去体验一种真正属我的人生？在梁永安看来，经由阅读延展世界，在爱情中重建与外部的对话，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以下为对梁永安的专访。采写丨申璐

梁永安，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文学博士，教授。曾任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日本冈山大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等院校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比较文学、现代城市文化、青年文化和现代电影等。著有后现代文化研究专著《重建总体性》、历史小说《王莽》、传记文学《那朵盛开的藏波罗花》、文学评论《梁永安的爱情课》、《经典小说新读》、文化评论《阅读、游历和爱情》、《工作之苦》、翻译文学《大白鲸》等。主编“与西方思想大师对话”丛书。高考作文的题面可以“简单”些新京报：今年的高考刚结束。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又如往年一样率先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你曾在复旦大学指导中文系创意写作课，今年的这些作文题目中你会比较喜欢哪一道？梁永安：这些题目我还没有全部看完，但也注意到了一些被讨论比较多的，比如有的从《红楼梦》大观园试才切入，有的去讨论围棋的“三手”等。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些题目都有些“太绕了”，光是消化题目的意思就要花很多时间，这很容易让学生有种压缩感，还没落笔，心中就已经疑虑重重。实际上，题目描述得越详细，它给学生的限定就会越多，学生也就不得不顺着这个轨道，写出符合题目背后要求的那个东西。但今天的高中生成长于信息时代，17岁的年龄可能要比47岁的人积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更多。如何让他们将各式各样的想法、观念甚至是疑问都表达出来，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新京报：这种氛围在当年对你而言也是一种压力吧？梁永安：是的，我当时就觉得，要首先防止一个误区。人家是坚持文学创作多年，他们中还有很多是老高中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的基础知识跟他们比要差得远，所以还是要打基础。什么叫基础呢？包含好几个方面。一个是观念基础。简言之，你是否觉得人在世界上的活法就只有一种？就是高考有个好成绩，甚至读研读博，找个好工作，挣大钱买房子等？很显然，堂吉诃德他不会这么想，徐霞客也不会这么认为。观念上你能否接受生活世界有各种活法，也各有价值？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就是思想基础。任何事情都有过程和历史，都不仅仅发自先天本能，这之中就涉及思想。每一种历史都有细节，个中前因后果复杂纠葛，你只有了解了其中的多样逻辑，才会有思想，才会疑问，才会思考为什么面对多种选择时，有些人走了这一步，而另一些人走了那一步。光有观念没有思想根本不行，很容易只是在表层上转来转去。第三，还要有知识基础。从自然到社会，方方面面都包括在内，知识丰富，内心才扎实。尤其是专业领域，一定要精耕细作，不能只了解知识的骨架，而没有饱满的细节。例如文学专业，历史上搞写作的有那么多人，有形形色色的风格，有各自不同的叙事方式，对这些是否有清晰的了解？总之，我当时就衡量，大学与高中不同，光是努力与勤奋是不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自我认识和基础，勤奋和努力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固化，路也越走越窄。

新京报：这几类概括都相对宏观，在这些底层判断下，大学期间你具体的阅读面向是怎样的？梁永安：当时我觉得最需要赶紧弥补的是世界史方面的知识。以前看的都是革命史，“文革”时期出版的《世界通史》，基本上都是按照阶级斗争来梳理。后来进入改革开放，我感觉光这样看是不够的，需要去看一些不同的人写的世界史，这些帮助我从多个角度回到历史的现场，做一种还原性的阅读。另一方面就是哲学类书籍，哲学给人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非常重要。大学时代我系统地读过一些哲学书，最大的感觉不是让你通过读这些书掌握哲学知识，而是培养独立思考的意识。读哲学史之后会知道，哲学家们都是沿着“否定之否定”的思想道路向前走。最初你读赫拉克利特，你可能觉得特别妙，他说任何事物都是有此才有彼，“上山的路和下山的路是一条路”。但是后面你进入柏拉图的世界，会发现一种新的认识，关于理念、关于事物的本质等，更加有一种深层的思考。此后以此类推，哲学史的整体特征是后代对前代提出质疑，在思想的革新甚至革命中建立新认识。尤其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将我们的注意力拉回对人的认识本身能力，思索人的认识的边界。读哲学史的这一路旅程会让人自然意识到独立思想的重要性，不会相信任何试图让你被动接受的东西。

康德题材电影《伊曼努尔·康德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mmanuel Kant 1996）剧照。还有就是专业学习方面，读了不少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大学前也读过一点儿内部出版的“黄皮书”，出版说明里面提示这些西方文学作品是“供批判用”。进入大学文学专业后，系统读了各种现代派文学，比如荒诞派戏剧，超现实主义小说等，忽然觉得对文学理解和原先不太一样。我们以前是靠向现实主义的路子，而现代派直面的是我们的内在感受，释放的是对世界的想象，以及心灵深处的生命意识。人的价值在哪里？从文学世界中都能有所体会，多元化的文学呈现出个体价值无比丰富的多样性。大学期间，我每个星期都给自己做一个读书日程表。不能按每天算，那就太固化了，我都是按一周去计算，计划这一周必须看完书。除了书目之外，也长期订一些杂志，比如当时社科院哲学所主办的《外国哲学研究》等。读书计划都是要保证完成的，当时还不是双休，如果没有完成，星期天也不休息，熬夜也要看完，心里才觉得踏实。大众阅读：起于同质化，走向个性化

《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梁永安 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2年5月。新京报：你在近来出版的两本新书（《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梁永安的爱情课》）中，都谈到很多对于当今全民阅读情况的思考。其中，你提到，今天我们回望中国以往的文学作品，到底应该选择读哪些，这是我们以前一直忽略的一个问题。可以具体谈谈这个观察吗？以及在你看来，哪些作品可能是被遮蔽的？梁永安：这实际上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的地理环境就全球而言，样态最丰富，这也形成中国的地理与人文差异巨大。所以阅读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时，要放置在不同的人文地理脉络中，有一个清晰的分期和划段。从我自己的理解，在阅读这些时，还要根据每个人的文化气质、成长历程去选择，看看哪一个分期的文学作品跟你最有亲缘感。我个人一直很喜欢唐以前的文学，尤其是先秦两汉的文学，非常大气，有大生命观。总的来说，要选择对自己的精神成长有打开感的作品，而不仅仅是大家都说好的那些经典。不要用我们崇拜的经典遮蔽自己的独特选择，这相当重要，一旦关于文学的阅读陷入同质化，只有集体记忆没有个性化的感性互动，它反而会禁锢今天的人们，阻挡人们通过文学阅读去打开自己的创造性生命。

新京报：如你所言，全民阅读整体而言的趋势是从同质化向新阅读过渡。你怎么看新阅读的前景？梁永安：我现在觉得出版界也需要提倡一种新阅读，广而言之，所有的好作品都有重新阅读的必要。这种新阅读一方面是还原性的，比如读简·奥斯汀的小说，需要去返回那个时代的生活细节，以私人生活史、社会生活史的角度，看看这些小说产生的时代土壤。这是克服同质化的一种努力，让人获得新鲜生动的历史质感，进而由此出发去重新熟悉小说中的各种角色，观察形形色色人物的生活选择。在阅读的“活化”中，人会渐渐摆脱抽象的印象，等于是在重构作品中的世界。另一方面，新阅读不只是对经典的重新理解，更是一种观念的重塑，需要改变很多社会固有的偏见。我很喜欢美国作家薇拉·凯瑟的作品，她的小说《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等，其中那种女性的力量感令人鼓舞。文学阅读中如果能够藉由历史还原去引导一种自我探寻，那就不仅仅是还原历史，也是在面向未来，打造未来精神的支撑点。这个特别重要。恋爱，要和内心中最天真的那部分谈

新京报：关于阅读我们已经谈了不少，接下来跟你聊一些相对轻松的话题。对于大多数考生而言，高考的结束也意味着新生活的起点，意味着中学期间一些无法被公开谈论的东西似乎一夕之间获得了某种正当性，比如青春期时的悸动。我在你近日的一则视频中看到你提到“恋爱要趁早”？梁永安：主要是我观察到很多年轻的朋友恋爱晚了，现实的压力性太大。我一直在说，现在的很多人不是在谈恋爱，而是在谈婚姻。他或她始终考虑的是各种外部标准，这都是婚姻的前设。虽然听着庸俗，其实不是，而是悲哀。一生中相当于没有恋爱阶段了，只获得了生活的条件，而失去了生活本身。话说回来，什么是现代人？现代人面临的是一个又一个选择，恋爱和婚姻也是其中之一，是去寻找自己情感层面的伴侣，是判断自己是否热爱对方向往的那种生活，彼此间能不能相互打开。每个人都有与世界的对话关系，比如有人喜欢乡村音乐，有人爱好手绘，你是否愿意与对方去分享彼此的世界，甚至是共同重建一个新的世界？概括来说，恋爱本质上是热爱你的热爱，喜欢你的喜欢，是很美好的事情。一旦把外部条件加进来，这些外部来自什么地方？都属于社会分工中获得的劳动报酬。在中世纪的欧洲，那些骑士是不结婚的，还有一些男子因为长子继承财产的规定，没法构造出生活的条件，一般到三十五岁左右才勉强有经济能力买一颗钻石，去单腿下跪求婚。我们都是现代人，生命中不能没有恋爱阶段，如果你忽略恋爱直接去谈婚姻，那你的年龄可能一夜进入到四十岁，按照四十岁的心情去结婚，失去的是一整个青春。误区就在这里，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如果没能在恋爱中体会那种青春感，这个人的今后生命会缺少一个最重要的心灵阶段。

《梁永安的爱情课》，梁永安 著，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2022年5月。新京报：今天的很多人其实是不敢谈恋爱了。梁永安：没错，所以我说恋爱要趁早，趁你还没有完全被婚姻的逻辑驱赶的时候，尽早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去恋爱。生活总是涌来新的问题，越长大越现实。应试教育体制下养成的那种“趋利避害”的习惯，可能会让你失去恋爱的勇气，失去内心的单纯。我有时候会随想，在今天，最好的恋爱年龄可能就是初中那个阶段了吧。在爱情这件事儿上，有些浪漫是很年轻才拥有的，看起来好像是“没脑子”，但日后回想起来都是美好的记忆。现在很多人成熟得太快，工业化那种合理化思维消解了很多内在的冲动。虽然初中生的恋爱99%都不会走到底，但它充当了一种生命的底色，哪怕日后分了手，也至少知道不谈房子的恋爱是怎么回事儿。如果两个人的恋爱真的修成正果，那会有很多共同的回忆，变老了面对一年四季都会勾起以往的共同岁月，哪怕相顾无言也有一种默契暖暖地存在。我所说的“恋爱要趁早”还有一种精神气质的含义，倒也未必都是指生物层面的年龄。有的人可能三十岁也很“中二”，对恋爱来说这不是什么坏事，谈恋爱一定要拿出点“中二”精神。归根到底，谈恋爱就要和人内心中最天真的那部分对话，是童心的舞蹈。

新京报：不知道你是否听闻一些高校“简历相亲”局，或者有大学生用excel表去筛选匹配的例子。这是否也反映出恋爱在自然萌发时被压抑，到了被鼓励的年龄反倒失去了爱的能力？你会怎么看这种“反差”？梁永安：这现象背后其实有很深的历史遗留。在传统的男权中心社会，很长时间里女性归属于男性，是男性权力的延伸。所以男性在长期的进化中，形成一种固化思维，他不是找女性精神伴侣，也不重视女性的精神价值。古代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这话根本不真实，传统设置从来不重视女性的“才”，要的只是服从性的“德”。这就造成男性选择女性时，没有精神的对应，没有唯一性，只要能做饭生娃，为人温柔善良，都可以。既然男性对另一半的选择不是唯一的，那就可以从高到低定一个范围，从高到低选，最高的选不到，就选相对最高。很难想象一个追求精神伴侣的人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因为真实的恋爱不可能替代。新京报：你会怎么看如今热播的各种“甜宠剧”？梁永安：“甜宠”这个事儿，其实不论爱与不爱都能做到。我们在很多影视剧中会有一种误导，觉得爱是无限提供和无限满足对方的需求，这就忽略了特别重要的东西。爱情中一定要有选择，有些东西是不能满足的。还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甜宠”的内涵中有交换的意味在。今天的甜宠可能就是明天最深的伤害。人不可能永远是无条件的贡献者，彼时的甜宠可能是为了获得明天的回报，获得之后对方可能就认为轮到你付出了，我的甜宠可以结束了。新京报：可以说很多甜宠剧只是拍了追求的过程，但并没有去拍追求后的生活。梁永安：我观察中是这样（笑）。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学时代正好是人成长的黄金期，也是恋爱中最好的精神互相打开的时候。彼此互相看到对方的珍贵，甚至是缺陷，在这个基础上互相爱护，陪伴成长，这是最好的“甜宠”。新京报：你觉得自己对于爱情的看法为什么会受到当下年轻人的追捧？梁永安：很认真地说，其实很多人可能并没有真正理解我谈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一方面，恋爱在人的一生中当然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经历恋爱就去谈婚姻，是个太大的社会层面的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的后期为什么创新性比较差？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不能忽视的是，古代社会中我们的道德太模式化，缺乏人的自由成长。汉代开始，女子十六不嫁，就收你双份人头税，甚至有“女大三抱金砖”这样的说法，男子还年龄更小些。双方互相不认识，婚礼上初次见面，一下子就拜天地进洞房。没有恋爱经历的中国人，经过了成百上千年。这漫长的历史中，人生中很多东西没有被激活。而恋爱本身是最大的激活，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认识对方更是认识自己。相互之间是一加一等于无穷。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过程，能走到哪一步，对每个人而言都不是定数。在这个选择过程中，如果你是以物为锚定去量化，那么精神属性就被物化了，人也随之走向衰老且无法再成长。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实恋爱的过程就是一次心灵解放，你走出应试教育多年深植于内心的框定，体会一次人生。我们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个人和世界的关系，因为他或她自己就是世界中被同化的那一部分。有了真切的恋爱，才有两个人彼此建构出的精神小世界，这个小世界和外在的大的世界间才有对话关系，个体既在其中谋生，亦在其中创造，真正的生命由此开始。归根结底，我想谈的是人的存在与价值。

新京报：在爱情观上，你觉得是你走在了前面，还是说如今这一代的恋爱观念趋于保守了？梁永安：主要还是我比较幼稚（笑）。说实话我从小到大基本都是在校园里，对人情世故这些真的不太通。不过人还是天真些好，而且这种天真一定要坚持到底。大概我的分享给大家的感觉像是坐在长满向日葵的田地，比较轻松吧。另外，相比于导师型的言说，我觉得我属于伴随型，只是说相比年轻人多了些阅历，过去是什么样子我看到过，能讲一点，也能对比出些现在的变化是什么。而年轻人也有很好的新经验，尤其是亚文化的体验。我们就互相做拼图，构成一个更丰富、更多元，不同生灵都能够徜徉其中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