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流行语的哲学依据 网络流行语的特征

网络流行语作为最能记录当代中国青年群体话语特征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历经20余年的发展，始终行走在反映青年思想动态、社会心理及价值取向的时代前沿。近年来，一种含义丰富、寓意深刻的话语风格，即“矛盾式表达”流行语在网络上日益风靡，它通过并置语义完全相反的词语或句子，来表现矛盾的心理活动或生存状态，形成出人意料的表达效果。以“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其演变轨迹和嬗变路径，总结其风格特征来透视青年网络文化的时代特点，进而透过其矛盾心理探究青年文化的发展趋势，既是研判当代青年思想动态的有效方式，又是探索青年文化建设改进方略的重要途径。一、“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的演化轨迹

“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并非陡然现世，而是在日新月异的演变中充分吸收传统矛盾修辞手法，在结合互联网时代应用规则的过程中不断破除文本束缚，寻找发展机遇，创造有利条件，最终更加适应网络空间和契合网络生态。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 源起中西文化传统中的修辞手法

无论是在中国文化传统还是西方修辞学中，通过将有对立含义的词语组合排列而赋予新的内涵，以“矛盾式”为表达增色的话语一直贯穿始终。这种话语表达在中国被定义为“映衬”修辞，即“一件事物上两种辞格两个观点的映衬，作用都在将相反的两件事物彼此相形，使所说的一面分外鲜明”[1]，而西方将其定义为矛盾修辞法。《韦氏大学词典》解释为“相互矛盾或不协调的词的组合”。二者殊途同归。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夫‘正言若反，乃老子立言之方，《五千言》中处处弥望，即修辞所谓‘翻案语’与‘冤亲词’，固神秘家言之句势语式耳”[2]。钱先生认为“正言若反”即西方修辞格中的悖论和矛盾修辞，著名语言学家胡曙中也认为“汉语中的‘映衬’和英语的‘矛盾修辞’不但结构基本相同，修辞效果也基本一致”[3]。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古今中外众多的典范文本都显示“映衬”与“矛盾修辞法”异曲同工，表现形式都遵循了悖异法则。由此可见，当前青年群体在网络中使用的“矛盾式表达”流行语与矛盾性的修辞手段师出同源，都是通过语义成分中的反义关系达成了二元对立的修饰效果，使表现方式含义深刻，更富张力。

2. 赓续互联网时代的应用规则

“矛盾修辞”作为中西方的一种修辞手法，都能令语言表达更加准确生动。回溯上文，“矛盾式表达”流行语虽起于“矛盾修辞”，但在互联网时代发展过程中，已与传统“矛盾修辞”日渐分离，而有着形的突破和质的飞跃。通过不完全整理近二十年(2001~2020)来“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详见表1)，不难觉察到其在互联网时代的显著变化。主要有:一是表达形式更加简洁。从“痛并快乐着”的冗长啰唆到“朋克养生”的短小精悍，“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充分融通网络社会高效沟通速率，并抛却太过繁复和不易于流通和传播的词语，而选择将相反概念的词根集中在一起，不仅在形式上更加简洁明快，契合互联网“短平快”的时代特点，而且其所造成的矛盾冲突效果更加鲜明有力。二是圈群区隔更加突出。互联网时代大范围的圈群互动模式得以构建，网络话语系统也随着特色各异的圈群切分成大小不一的话语体系。比如“小镇做题家”一词源于“985废物引进计划”豆瓣小组，“朋克养生”“讴歌型吐槽”等词源于微博超话，这些网络流行语不约而同地展现了亚文化族群独具的个性和戏谑的特质，而成为特定圈群和特殊语境中的文化符号。只有“女汉子”“土豪”入选了《咬文嚼字》颁布的“2013年中国十大流行语”，其他“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暂未入选任何榜单。也可间接说明，大多数“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并未在绝大多数网民中大幅度使用，语言使用的区隔壁垒较为显著。

二、“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的风格意义

“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既具备一般性矛盾修辞的特点，也具有一般性流行语的特色，但更多的还是呈现青年群体所独有的风格。风格作为青年群体的文化图腾和内部最具吸引力的符号，传递着一种意义的差异和认同，青年追求风格实际上在追求对意义和生活模式的认同[5]。因此，无论是对“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的静态解析，还是深入文本符号背后对其动态分析，最大的关键仍然是基于青年群体所处环境、所在现实、所有思维，对青年群体“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整体的风格意义予以探究。

1. 加速社会所引起的矛盾认知

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社会要素和社会资源高速流转，其流动速率、流动范围亦不断提高和不断拓展。无论是在社会公共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领域都处于全面加速中。由此人们普遍性认为“只要够快就会更强”，即速度优势意味着获取更多资源、获得更高能力的优势，使之能在速度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也就能进一步实现美好生活。故德国社会学家罗萨以此指出整个现代化的发展就表现为社会时间结构的加速，整个现代化社会就是一个巨变的加速社会[6]。成长并生活在加速社会中的青年，因其掌握社会资源乃至社会话语权的有限性，面对时间节奏的加快和社会竞争的加速只能“被选择”与“被接受”;但实际上他们内心和实际行动上并未做好十足准备及应对，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的鸿沟乃至撕裂让“加速”成为青年头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他们饱含无与伦比的焦虑和矛盾。如“佩奇社会人”中，“佩奇”原本指可爱憨厚积极的卡通猪形象，“社会人”则指圆滑世故并熟谙社会运行明暗规则的成年形象，将单纯的“佩奇”与复杂的“社会人”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代表组合成新词，那么重塑后的“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佩奇社会人”，既可以理解为青年群体以戏谑和反讽的方式对难以适应的成人世界法则的仪式抵抗，又可以理解为他们在面对生活至暗时刻仍渴望纯真美好的内在诉求[7]。可见，“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借助已有的话语体系和意义系统，在现有的加速语境中拼贴出了新的意义，拼贴的过程既有对语言符号的拆解、杂糅、挪用和改编，又融合青年对时代的呼吁和社会的诉求，赋有青年内心独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色彩。

2. 个体化时代所强化的自我意识

个体化是相较于集体化而言，作为阐释现代社会个人生存状态和个人与现代社会关系转变的一种理论描述[8]。在集体化时代，青年常被赋予一种或多种角色，他们承担角色的过程往往从国家本位理念、集体身份观念的视角出发，自觉或自发地维护共同体所需的伦理或规制。但在个体化时代，个人处于加速变动之中，尤其是生产力的市场化和生产关系的去组织化，传统集体生活的逐步瓦解使青年群体不得不更加直接、更加独立地面对社会。他们开始借助更为多元、更加个性的方式来构建自身的身份角色，并不断强调自身应有的权利和权益。可以说，“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恰好体现了青年在个体化时代对当下社会的理解及认知，其蕴含的价值观念逐渐呈现较强的“自我意识”。比如，当今青年处于非恋爱状态时，就会常用“主动式单身”予以表达。而在传统婚恋观中，单身通常是被动的、不得已的选择，即由于在外表、年龄、经济条件等方面不具优势从而被婚恋市场排除在外的一种状态。但如今面临的现状是，即使拥有较为优越的婚恋市场条件，也依然选择只身一人;即使不能找到伴侣，也不愿随意将就恋爱;即使一人生活会感觉孤单和失落，也无意与伴侣磨合生活。这可以很明显地感知到他们在使用“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过程中表现的强烈自我意识，常以“我”为主而突破常规，常以“我”作为行事考量准则。施语者自我意识的强烈在场，任意界说的“我”和群体的“我”都被凸显出来，就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对象对于我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9]。也就是说青年创制、使用这些流行语并非偶然的儿戏，而是真切地以“我”为主构建个体性话语，宣告“我思故我在”!

3. 辩证思维所激发的情绪张力

三、“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的文化解析

经过20余年的发展，网络流行语已经发生了从经久不衰的生命周期到间不容瞬的更新频率、从群体自发的无意识到个体自觉的有意识、从线下生活的日常用语到网络空间的社交用语三个维度的重大转向，其中青年群体所使用的网络流行语则表现尤甚。他们如鱼入海般在网络中充分利用创新鼎革的思维活力，借助并运用各类词汇、符号、言语等正式或非正式的文本，形成了独特的“矛盾式表达”。这种独特除却它展现了青年在语言符码上的灵活化用和发明创造，更得益于它将青年的“矛盾观念”在话语表述中充分再现。尽管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为此担忧，“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威胁论”“消解论”的质疑声不绝于耳，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作为言语形式之一，早不是单一的语言现象，它在现代化历程中已转向为融多类元素于一体的复杂文化现象。为此，我们必须深入“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的内部，接受其具体形态及其多样性和歧异性的事实，重新解读这种矛盾心理及其生成的原因，对其进行全新的文化解析，才能客观而辩证地看待这种青年亚文化现象背后所承载的离心和向心作用。

1. 景观社会中的消费矛盾

随着景观社会的到来，“在现代生产力步伐不断加快，商品和文化广泛流通且无所不在的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显示为庞大的景观的聚合，景观构成了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生活的现有模式”[10]。在景观社会中，尤其是互联网上，不同经济阶层的生活场景如画卷般在社交媒体上铺陈开来，plog、vlog、直播等模式丰富的传播媒介为青年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听觉冲击，青年越发显现出对更高经济水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与此同时，当下青年却面临着高物价、高支出的经济压力，其自身消费能力尚不足以支撑这种生活所带来的强吸引力，故表现出尽其所能追赶潮流，即使“穷得快要吃土”，也要追求“品味”和“精致”。问题的关键在于:景观所形塑的高消费水平生活是一种拜物教式表象，青年看到的是“一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世界，即青年将商品消费同高消费水平生活画上等号，以为通过“商品朝拜”就能够享受到“所向往的生活”，可实际上他们只是自我幻想的消费者，商品就是这种幻想的载体，所有的幻觉不过是资本营造的幻境。也有部分青年真实而又冷静，看穿了消费主义下“一切的物”和“物的一切”都是被操纵的景观性演出，没有在“有意识地呈现出的景象”中迷失自己，坚定地选择远离消费主义，于是他们提倡“攀比型节俭”，即与同伴竞争“谁更勤俭持家”。这其中“攀比”的本义是“不顾自身客观条件盲目跟风攀比”，但与含义为“生活俭省、有节制”的概念相组合，则构成了对“精致穷”消费人群的反讽意味。或许是商家瞄准了消费矛盾里对立冲突的概念所带来的表征价值，故在商业广告中刻意选取这种对抗元素打造全方位的景观模式，如商家把“做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爱立flag的积极废人”等矛盾流行语印制在商品上，来诱发消费行为而实现资本变现。青年人面对消费时“既爱又厌、既想拥有又想远离”的矛盾心理所带来的商业价值和蕴藏的无限商机，正以立竿见影的力度备受资本市场的追捧，而青年的消费矛盾又在这种角逐中越发强化。

2. 身份焦虑下的理想矛盾

由生存性焦虑转向社会性身份焦虑逐渐成为青年群体普遍社会情绪主要源自两个方面:首先从身份意识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世纪转换、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观念转变的时期，尤其是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和国际局势波诡云谲，青年就业机会骤减，阶层固化进一步加剧。青年群体对向上流动的迫切追求和对阶层和财富的较高期待形成巨大反差，隐含着生活压力之下的社会集体焦虑。青年对“身份的焦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担忧自己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11]。正是这种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自身能力的局限性将青年群体置于矛盾的心态中。其次从心理焦虑的视角看，当个体出现焦虑状态时，往往会驱动心理防卫机制来平衡，以期控制焦虑情绪。Schou Andreassen等学者关于《成瘾行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16~88岁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中，社交媒体成瘾程度越高，焦虑症状越明显[12]。同时，全球化时代资本的快速流动与互联网带来的加速信息传播，使现代社会中的人更易获知他人的生活状态，进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和焦虑，青年群体作为信息渠道最广泛的人群，焦虑感尤甚。于是他们一方面感到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又因迫切渴望改变而对自身身份愈加焦虑。为了应对这种焦虑症候，青年群体采用狂欢式的“矛盾式表达”网络流行语来消解求而不得或久而无效的受阻现状，寻求一种在虚拟世界转移和升华心理能量的可能性。例如“985废物”“积极废人”“梦想打工人”等流行语无疑成为青年群体转移和消解焦虑的途径，并进行自我心理建设的治理术;更是他们对焦虑感和效能剥夺感的反叛和解构，折射出他们肩负重压、踽踽独行的生活现状和心理状态。

3. 趣缘认同下的社交矛盾

网络生态催生和构造出的圈群，通常是青年人基于趣缘而建立，通过团队游戏、兴趣小组等渠道在统一的社会规则之下进行丰富多彩的趣缘分享、互营和共造。近年来豆瓣小组、百度贴吧、知乎平台、微博群等都出现了依据趣缘而聚集的青年圈群，以满足不同类型青年群体的心理诉求和情感表达。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社会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结界，基于血缘、业缘、地缘的“强关系”逐渐式微，青年群体越来越多地摆脱了熟人社会的关系社交，导致其熟人社会关系逐渐碎片化;而基于趣缘的弱关系则日益凸显，这种对网络空间中情感共鸣的强调使线上交友成为青年最常见的社交方式。强关系带来的信息资源通常具有同质性，不能满足当下青年多样化沟通的需求;而弱关系带来的信息交换更加快捷高效，所营造的交流氛围和场景更令人神往。趣缘认同虽然成为青年社交的首选且必选方式，但也带来显而易见的问题。第一是对现实社交的恐惧，表现为渴望与人交流，却又害怕过多表露自我真实内心，青年群体在线下生活中多避免与人接触，却十分乐于在网上发表议论。“现实社恐，网络话痨”“线上热闹、线下独处”成为一种常态。第二是社交状态不稳定化，当青年群体越来越擅长趣缘社交时，由于趣缘本身的易变特性导致趣缘社交的建立并不牢靠，任何人都会因为趣缘的改变而加入或退出某个圈群，以致意欲发出自己的声音，又害怕面对观点冲撞。正因为存在“想要表达又不敢表达”的矛盾心理，“云串门”“自嗨式聊天”“热心社恐”等网络流行语频频出现，青年群体的社交仪轨也越发朝着疏离而又亲密、真实而又虚假的方向进发。

4. 情感异化下的婚恋矛盾

在社会快速转型，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作为经济发展新兴力量的青年群体在生活水平得到提升的同时，也面临日渐高压的工作状态。相对丰富的物质条件优化了青年，而高强度的工作却侵入了他们的婚恋关系，年轻人的感情世界逐渐异化。从个人层面看，青年群体婚恋择偶方式更为自主，表现出更强的功利色彩。从社会层面看，城乡结构二元化、单身经济兴起、负面新闻频出等因素为青年群体进入恋爱状态带来了更多阻碍。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出现的“都市剩女，农村剩男”的社会现象，男女数量的不对等为青年群体进入婚恋状态带来现实壁垒。当青年开始“自愿”不谈恋爱、不事婚娶但又并非他们内心真实自愿时，情感就在竞争加速的现代社会中趋于异化，向新时代婚恋伦理观念发起了挑战，单身经济扑面而来。单身经济和服务新业态的出现也为单身群体提供了轻松友好的生活环境:通过交友软件、交友群等渠道，青年在虚拟环境中自如切换“恋爱状态”，订购陪聊、哄睡和叫醒等服务，甚至可以在节假日“租男女朋友”回家应付家中长辈的催婚。而随着家暴、杀害伴侣、出轨等问题的社会新闻层出不穷，使还未进入恋爱关系的青年开始“恐婚”，构筑的心理防线越来越高。处于恋爱状态的情侣，也偶有遭遇“单身式恋爱”，在恋爱中很少感受到伴侣的关爱或陪伴。更有大面积的“饭圈女孩”，沉迷“嗑CP”(支持荧幕情侣)，高喊“我可以单身一辈子，但我嗑的CP一定要在一起”等口号，通过远离现实和旁观他人的亲密关系来获得满足。即使有时这类亲密关系是旁观者所虚构的，他们仍愿将浪漫关系的发展寄托在他人身上。实质上，情感异化下许多青年并未放弃对于纯真美好爱情的向往，他们渴望亲密的婚恋关系，但又讨厌婚恋相处中的麻烦，“主动式单身”或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上演。

5. 仪式狂欢下的审美矛盾

伴随着文化传播环境的深刻变革，仪式狂欢下的“矛盾式表达”演绎了一场审美反差的盛宴，丑陋与美丽的结合、土味与洋气的相融成为青年群体中最大的审美冲突。无论是以“屁桃君”为代表的虚构卡通形象，还是从现实生活中发掘的小动物巴哥犬等，一系列“丑萌”形象深入人心。它们通过形似屁股的脸蛋、沮丧无辜充满褶皱的面部表情等特点丑得“千奇百怪”，却又凭借圆圆的造型、无辜的表情令人心生怜爱。除了外表上的美丑，青年也开始崇尚“土到极致就是潮”的时尚观念:东北大花袄登上戛纳电影节的时尚秀场，出身广东小县城的“五条人”乐队自称“农村拓哉”，这些充斥着仪式狂欢的文化符号，依托“审美矛盾”带来了微妙的“化学反应”，广受青年追捧。正如巴赫金所讲:“狂欢不是供人们驻足欣赏的，它的参与者们置身其中，根据有效的规则来狂欢”[13]。在这样的参与中，青年群体将俗雅互混，使美丑相融，成为他们标新立异、凸显自我的一种仪式。尽管“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审美冲撞自古有之，黄山谷就提出过大俗大雅的艺术主张，但在互联网经济空前活跃的今天，青年秉持着“离经叛道”的价值观和猎奇心理，将“丑的厌离”与“萌的亲近”、“土的滞守”与“潮的奔涌”融合形成了一种复杂观感。无论是“土潮”文化的先行者还是人为打造的丑萌角色，无论是戏谑调侃的标语还是滑稽古怪的台词，这种在缺憾中抵达平衡的反差效果为观者构建了荒诞奇异而又亲切逼真的场景。于是意义感匮乏、生活一成不变的青年群体借助审美与审丑的碰撞，把摆脱单一扁平文化角色，寻求丰富审美体验，挑战审美惯性，利用矛盾张力作为全新构建自我形象的方式。

6. 身体叙事下的健康矛盾

自尼采呼吁“一切从身体出发”以来，身体叙事逐渐成为显学，语言和身体共同组成符码构成日常生活中的叙事话语。正如梅洛-庞蒂所言“是身体在表现，是身体在说话”[14]，身体既能作为叙事内容本身，又能在诸多情境中推动叙事发展。而随着身体叙事性的增强，身体的本体和喻体、能指与所指逐渐分离，“健康身体”和“身体健康”开始分道扬镳。一方面，壮硕健美、无病无疾的身体成为预谋下的“商品与符号”，医药产业、健身产业、整容产业、美妆产业等把身体拟像为被崇拜的对象，进而激发人们对身体的想象和满足，身体不再是单一的人的肉体。另一方面，消费主义持续制造健康焦虑，社会过度医学化初见端倪，医学与商业化的结合催生了市场效益最大化的目标，日益丰富的健康指标不断量化人们的健康状态，青年们不再依靠自己的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况，而是在测评各类指标的程序里被社交功能所引导，并不自觉地卷入与他人的比较之中。放飞自我与养生保健，本质上是感性与理性的纠缠:青年们一方面追求朋克个性，不断尝试特立独行，取用亚文化中开放且多义的文本元素“朋克”，用以修饰主流文化中存在已久的“养生”，从而获得一种能动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未雨绸缪，向养生主义妥协。在“996”加班文化、“345薪酬制”(即公司给3个人发4个人的薪酬以创造5个人的价值)大行其道之际，青年面对高密度的工作时间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挑灯夜战变为习惯，饮食失律成为日常，于是养生产品作为物质代偿和精神安慰剂，给青年带来短暂而又虚幻的自我提升感，以此作为控制和保护自己被损耗身体的“神丹妙药”。青年群体正是在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惜命”的念头交织中，产生了渴望健康但却无法获得真正健康的矛盾心理，他们编排了一组“朋克养生法”的网络流行语戏谑自嘲:“山楂配炸鸡，啤酒加枸杞，零度可乐西洋参，无糖雪碧决明子。”这也不得不令人感叹身体叙事背后的健康隐忧将是后现代社会带给年轻人认同与迷失的悖论循环，承载着青年想象性解决矛盾的文化实践所带来的新的精神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