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楷与颜楷同练能揉成一体吗 意临书谱高清图

读陈忠康《经典的复制与传播》一书，既回答了我之前“为何碑非唐不可，帖非宋不可”的疑问，在该书的第五章，“以刻帖为范本的书法学习”又再次回答了为何“尚意”书风在 宋元后代出现以及关于“意临”的种种起源等等，尤其是如何处理“墨迹”与“拓本”的关系对于学书者如我诸多启发。

言归正传，该笔记将从“意临”出现的环境、观点、以及具体处理方式三个方面进行整理，为自己以及各位学书者参考。首先，从“墨迹到刻本”变化为“意临”的出现形成了土壤，也为“墨迹”与“拓本”的优劣选择提出来问题。“唐代以前的书法学习以师徒相授为主，由于此时范本复制的数量与技术限制，师者自书范字以充当范本，并往往有口诀相授。自宋以来，随着刻帖之风的兴盛，范本制作的主流则被锁定为刻帖方式，其物质形态为拓本（又称打本、墨本、蜕本、脱本）。此中方式一直持续到清末明初，随着西方照相制版印刷术的传入，拓本才逐渐被印刷本所代替。”关于拓本在宋代的盛行，《经典的复制与传播》一书如是阐述。在此基础上，这种由“墨本”向“刻本”的转换过程中，我们可视之为“艺术信息不断损失的过程、也是艺术信息变异或者增加的过程。”但是从晋到宋人，真迹流传的稀缺，学书者只能依赖刻本，所以有“书法殆绝”的说法，因为“不见真墨故也”。对于面对刻本的纠结，以及学习中看到刻本与墨迹的落差，我们可以从解缙的学书经历中窥探一二。“余少是学书，得古之断碑遗碣，效其布置形似，自以为至也。间有谀之曰：此之古碑刻，如烛取影，殆逼其真。则又喜自负，闻有谈用笔之法者，未免非而不信也。及稍长，见古人之真迹，虽毫发运转，皆遒劲苍润，如画沙剖玉，使人心畅神怡。然后知用笔之法，书之精神运动于形似布置之外，尤不可昧而少之也。”这里如解缙所描述的落差，应该在宋明以后属于书法学习者的普遍现象。另外著名的还有，董其昌所说的“必参活句，不参死句”，“死句”就是对于刻帖的贬抑。在此基础上，宋元之后人对临帖出现了本质的变化，即我们所说的意临的出现。其次，从“逼真”到“意临”转变。对于宋人拓本的学习态度，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梳理。第一、 辩证学习之说，代表人物，赵宦光。比起董其昌的“死句”之说，赵宦光的观点相对辩证和务实，赵的观点如下：善书之士而不好法帖，是未尝写一字。名家亦有但贵墨迹而不贵拓本者，此正不知好者也。墨迹固佳，不可得，而善帖为稀世之宝也。善拓又不可得，而善拓亦不可缺之物矣。即使其家多藏墨迹，或一贴不具，则刻本终不可少也，如是鉴赏，让是好古，方式知书，方是识去取，方式识好恶，不然皆浮慕也。”肯定“善帖善拓”的可取之处，主张单纯的“崇好墨迹”为浮慕。第二、否定之说，代表人物。米芾、董其昌。米芾直言“石刻不可学”，董其昌直接抛出“活句死句”说。董的观点如下：“禅家亦云，必参活句，不参死句。书家有笔法、有墨法、唯晋唐人真迹具有三味。其镌刻锓版流传于世者，所谓死句也。”再次，学书者如何处理“墨迹”与“拓本”的学习关系因为米芾、赵宦光、董其昌等人对于“墨迹”与“拓本”的不断辩论，于是催生“意临”一说，后来白谦慎直接将董其昌倡导的临写之说称之为“臆造性临书”。在此，在具体指导学书者如何临习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两种观点和趋势。

附：为什么“碑非唐不可，帖非宋不可”

读书习字，总有很多疑问，近日读陈忠康老师《经典的复制与传承》，发现其实很多问题古人回答早已尽善，如为何“碑非唐不可，帖非宋不可”一问，杨士骢和朱履贞分别从历史、技术、材料层面皆予以回答。关于“碑非唐不可”，杨士骢有笔记：“盖碑莫重于石，石惟唐独佳，美石悉产于西北，士大夫又素重石刻，其幕僚伴使中多擅模刻，故搜罗尤精，笔法亦异，此所以非唐不可。”关于此，清人朱履贞对于进行了补充，朱有记：“今人言石刻之可观者，必曰宋拓，盖唐以上碑刻，至宋世犹为完好，若宋以后，则石质磨泐，笔画模糊，或经重加刻画故也。”关于“帖非宋不可”，杨又说：“帖则石而外，尤重在木，所谓枣木是已。宋时，唐石大者中经丧乱，已不复有，小者所遗尚存一二，而纸墨精过于唐，故重帖而用木。从技术层面，宋人刻帖“钩后必填，填后复校，非若后人之仅以朱钩刻之，此所以非宋不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