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生恐怖电影合集 黄秋生经典香港电影
如果拍《舌尖上的澳门》，什么会榜上有名？
猪扒包，葡式蛋挞，水蟹粥。
还有一样……
说出来心里难免要打一下咯噔。
口感滑软，鲜香不腻，吃得人不停吮手指。
经典美食，和经典三级片深度捆绑。
这一锁就是27年。
你肯定猜到，今天Sir要说的是——
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
但能够像《人肉叉烧包》这样让人挥之不去的，实在不多。
饰演变态凶手的黄秋生凭借逼真的表演，获得第13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第一个，凭三级片拿影帝的演员。
当年在香港，《人肉叉烧包》票房大爆，庆功宴开了两回，老板给剧组每人发了一个足金打造的叉烧包。
另一边，可害惨了港澳两地叉烧包，电影热映期间销量瞬间扑街……
但如果今天，我们还在重复《人肉叉烧包》如何变态，如何恶心。
实在太没意思。
它的经典在于——
不止切开皮肉。
更切开社会的表象，释放出冲天的不忿之气。
不用说，杀人犯黄志恒当然是恶人。
那么在他对面的人又怎么样？
警长，每天带一只不同的鸡到警局指导工作。
但导演却让“恶人专业户”的成奎安来演。
比较之下，黄志恒才显得弱小无助可怜。
好人，并不光鲜。
坏人，也值得好好去了解。
来，鉴定一下这张脸。
还有嘴角那个紧绷度，带动着法令纹都显得特别诡异。
他还故意缩下巴，让脸和脖子仿佛连在一起（要知道没下巴可是鬼的特征）。
难受，那就对了。
这让人看一眼就发噩梦的脸，就是黄秋生的“影帝理由”。
围绕这张脸，黄秋生还建立了一个“角色系统”：
有方法派演技的道具设计。
比如那副镜框超大的眼镜，锃亮的光头我就不说了……再看一把刀。
有人来应聘做“斩料”师父，黄秋生就要求他当面剁两下。
结果呢？
……这人完全拿不起刀。
使用它的，又是一个多怪的人？
是不是，角色感马上有。
还有运镜。
本片镜头，特喜欢给特写。
当镜头往前推，当黄秋生整张脸逐渐占据屏幕，磨刀霍霍的他，迅速能带观众进入杀人犯的主观世界。
而且由于运镜快，观众自己就能感受到压迫感。
还有动作设计。
每一次手起刀落，都有东西被一分为二，绝不落空。
微微上扬的嘴角，有杀意，也有快意。
这是在斩肉，还是在斩一个令人生怨的社会？
你自己琢磨。
总之，黄秋生这一套“角色系统”大获成功，评委和观众都纷纷表达了满（想）意（吐）。
据黄秋生自己说，电影上映后走在路上，都会有女生骂他“变态”。
他也不想啊……可拍片前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先签合同才收到剧本
我不喜欢，但只能拍
当时我非常愤怒
没办法，不演就赔钱，可他又赔不起。
所以你看电影，全片都充斥着一种黄秋生的莫名愤怒……说不定根本不是装的。就是这种愤怒，反而无心插柳，表现出了一种电影想表达的底层变态与压抑。
“人肉叉烧包”是个猎奇噱头。
也是一块照妖镜，有着现实的辛辣批判。
文明的社会，会吃人吗？
一般答案是不会的。
但《人肉叉烧包》的惊悚，正在于它试图打破禁忌，让文明人重新回到“野蛮状态”。
那你又问了，好好的人，为什么要变野蛮？
电影里有一段吃人肉的戏。
黄志恒被警方抓去拷问，警察一边吃着叉烧包，一边严刑拷打。
被逼得不行，老黄说话了：
肉……就是各位长官又吃又拿不给钱的
人肉叉烧包！
所以，野蛮人到底是谁？
老黄杀人做包子是野蛮，但这帮警察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多对得起文明制度。
对报案信置之不理，对嫌疑人刑讯逼供，推卸责任，各种渎职。
但以野蛮的行为对待同类，才叫“野兽”。
再看老黄周围的人，同样。
没有彼此关心，只有贪婪和互相陷害。
这样的同类，浑身散发的不是人味，是肉味。
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
好吃就多吃就多吃几个吧
他究竟有多邪？
哪怕在向主旋律接近的内地合拍片中，他也绝不打算乖乖就范。
《拆弹专家》。
解不开炸药，“英雄”也要丢下自己的同事，抽身逃跑。
富豪悬赏一个亿猎杀头号毒枭，代表法治的警察，要掉头来24小时保障毒枭的安全。
在最后对决时刻，毒枭掏出枪对警察说：
你一支枪
但有两个人
看你打谁
始终在坚守法律底线的警察，那一刻，口嫌体正直地把枪口从富豪转移到毒枭身上……
很多人觉得很荒谬——古天乐饰演的毒枭图什么？
在Sir看来，他要的正是不公。
年轻时，被诬陷贩毒，被最好的兄弟不分青红皂白砍去手指。
到后来，黑社会的兄弟洗白成了商人，当上禁毒大使；警察口口声声说法治社会，仿佛到处都是美好和阳光。
你们这些“好人”，凭什么呢？
他就是要用生命，去坐实“好人”们打死不认的不公。
《拆弹专家》结局，警察剪错引线，炸弹爆炸；
《扫毒2》毒枭与富豪一齐毙命，警察心态崩塌，此时镜头从撞得稀巴烂的地铁站拉出，是一派毫不知情的太平景象。
就算正邪分明的警匪片，邱礼涛也保持着他比别的导演多一度的怀疑——
不相信秩序，可以覆盖失控。
不相信正义，一定会得到补偿。
如果说，观众爱看的是惩恶扬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那么邱礼涛不关心善恶的清算。
他只是把善与恶各自的荒谬，同时呈现给你。
这种人间失衡，天地无伦的情景，在主流商业片中，只能腹诽。
在三级片中，才能呈现得更淋漓尽致。
不得不对《人肉叉烧包》一场戏拍案叫绝。
也就是全片的高潮——黄志恒夜屠郑临一家八口。
小时候看，只被这极度的血腥吓得捂眼。
但回看，你会发现导演别出心裁地设计了明暗两条线。
明里，当然是杀人。
暗里，你看。
这和命案有关系吗？
有。
也许它不能决定是否杀人，但却影响着案情的走向。
因为母亲不耐烦地把女儿赶下楼，所以女儿看到了楼下的争执。
因为儿子吵着要下去，所以才有了接下来——
黄志恒抓住儿子为要挟。
就轻松让被抓住命根的母亲，乖乖找来钢丝，帮自己绑好了全家人！
更讽刺的还有。
虽然我们现在一联想到《人肉叉烧包》，就会浮现出黄秋生磨刀霍霍的画面。
但片中黄志恒一开始杀人，用的不是刀，而是用碎玻璃瓶——
和老板郑打架时敲碎的。
这说明他杀人并没有计划，只是一时动气，就抄起最近手边的工具，凶器都顾不上挑选。
就算真的杀了人，也是无意间失手。
慌乱，且后悔。
他本来只是想报复老板，没想过要害他的家人。
我错了？
我怎么可能错。
错的一定是别人——
活该，你害死你自己儿子！
一不做，二不休。
他相继用玻璃瓶捅死了平时欺压他的老板娘和老板。
等全部的怒火发泄完后，他才想起来，家里还有四个女儿要解决。
于是换了更顺手的工具——
刀。
将她们一个个斩杀。
不管是给了她们生命的父母，还是夺走她们生命的凶手。
女孩，都一样没有存在感。
两种相反的立场，在这里达到了惊人而荒诞的一致。
如果说在《人肉叉烧包》里，黄秋生饰演的是恶贯满盈的“兽”。
那么他在三年后的《伊波拉病毒》里，是一只“鸡”。
黄秋生在采访中，总结过两部戏的人物区别——
前作的黄志恒很强悍，从不屈服于任何人，如果要他在屈服和死之间选，他选死。
身为社会底层的屌丝，他从香港逃到南非，被当地白人各种歧视。
那么同胞会善良吗？也不。
同胞老板只会剥削，毫不照应，还会因为白人的需求，罔顾同胞的利益。
感染病毒，老板要把他抛到丛林喂野兽。
于是，他杀人了。
他的反抗，不像黄志恒的睚眦必报，而是被逼到生存的最后底线。
也不算啦……
电影中，唯一可以给阿鸡凌辱的“弱者”，是一具黑人尸体。
阿鸡只能“欺负”黑人，还跟死去的黑人发生了关系。
此时，影片的反转出现了，感染病毒的阿鸡，反而在某种程度成了“强者”。
无产者要翻身，砸烂一切了。
以前，别人欺负阿鸡，阿鸡欺负黑人，黑人又“欺负”鸡。
阿鸡用黑人杀鸡的方法，弄断了老板的脖子。
以前，阿鸡反抗的方式，很阿Q，很精神胜利法——
朝茶壶里口水。
遇人杀人，遇佛杀佛。
口水一喷，无人敢近前一步。
等到最后，阿鸡在香港的街头奔走，割破身体，喷洒血液，进入到一种癫狂的境界。
什么是报复社会？
现在每当一起报复社会的案件出现后，我们会说：冤有头债有主，为什么不去找得罪你的人，而要挥刀向更弱者？
事实上，这种“一报还一报”仍然是我们对于秩序的期待。
是我们的道理。
而报复社会者，要的恰恰是反道理。
他们期待的是颠覆秩序。
因为对于流氓无产者而言，在秩序中，他们是人人都可以欺负的对象。
当社会失序时，他们才成了最有存在感的人。
就像阿鸡。
如果没有病毒，没有大混乱，那些警察，那繁华忙碌的上流社会，怎么会像现在这样重视和敬畏他？
当所有人都谴责阿鸡，骂他传播病毒时。
他反驳：
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造出来的
伊波拉是天上制造来的
暴力是一环环传递的，不仅在强者间传递，因为有些受害者，也能进化为“加害者”。
要说邱礼涛电影最大的邪性。
那就是不讲道理，不要公平，也不伸张正义。
当我们对不合理的剧情嗤之以鼻的时候。
邱礼涛却反问——
这个世界本身，又合理吗？
如果不是，那么不合理的电影，是否恰恰才说出了真实。
